本报记者 王峰 李伊琳 北京、温州报道

　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浙江省司法系统了解到，今年以来，截至目前，瓯海区法院总共受理了11件破产案件。瓯海区法院是目前国内破产审判试点法院，2012年受理的各类破产重整案件8件，2013年结案24件，受理案件22件。

　　近年来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结构性风险增多，企业的债务风险和破产风险也在加大。法院破产案件数量被认为是观察经济走势的指标之一，受到外界关注。

　　不过，近十年来，中国的法院审理的破产案件一直在下降，2003年至今，全国法院审理的破产案件以超过12%的比例逐年下降，2013年只有1998件。

　　因为之前国企改革带来的国企政策性破产数量大大减少。相比之下，近一两年的情况则显现出，破产案件的民营企业占比明显增加。针对破产案件的处理情况，8月27日，上海市高级法院专门举行了破产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。

　　“近两年民营企业老板‘跑路’事件增多，我感觉今年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会较去年增多，破产企业中民营企业的比例也会相应提高”，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告诉记者。

　　转折点——“跑路潮”

　　在8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上海市高级法院副院长盛勇强介绍，上海市法院每年受理的破产案件不到100件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得到的数据显示，作为市场经济发达地区，过去10年上海市企业破产数量甚至没有进入全国前10名。

　　2003年到2012年，江苏省共有4194家企业依法宣告破产，位列全国第一，排名第十位的河南省则只有1940起破产案件，而排名前十的地区占据了全国破产案件总数的 70%。这些数据出自2014年3月，最高法院研究室的一份调研报告。

　　报告显示，2003年，全国法院共审结了6795起破产案件，到2012年，这一数字递减为2100件。2014年3月，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“两会”上作工作报告时，公布的数字又下降为1998件。

　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得到了多份地方法院关于破产案件的调研报告，其数字趋势大致相同。2013年以前，除了河南、天津破产案件稍有增长，其他地区均为下降，其中宁夏、湖南、河北、青海的年均降幅甚至在20%以上。

　　在申请破产企业中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占绝大多数，最高法院的调研报告显示，2003年到2012年全国审结的40483起破产案中，国有企业占55.75%、集体企业占25.67%。

　　这与上世纪90年代末，随着国企改革的进行，大批亏损国企被政策性破产有关。

　　从2003年到2014年，河南省罗山县法院，这个中部地区基层法院共受理了68起企业破产案件，其中，国有企业43件，集体企业25件，没有一起民营企业破产案。

　　而这11年中，仅2003年和2004年就分别收案25件和16件，2005年至2009年收案数量下降至平均每年5件，直到2010年和2011年各1件，2012年以来，罗山县法院再未新收企业破产案件。

　　西安市中级法院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，2004年至2011年，西安中院共受理破产清算案件110件，其中国有企业破产案件78件，占受理破产案件数量的70.9%。受理的国企破产案中，政策性破产案件53件，占68%。

　　2008年后，因不再有政策性破产案件，西安中院受理的破产案件数量急速下滑。

　　江西省高级法院的一份调研报告也显示，2003年到2012年，江西全省受理的734个破产企业中，国有企业491个，占比达到89%。

　　但这一情况在民营企业主“跑路潮”爆发的2013年开始改变。

　　作为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，浙江省高级法院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13年浙江省共受理企业破产案件346件，审结269件，同比分别上升145.07%和265.79%。破产企业债务总额达到1595亿余元，比2012年的243亿元增长了近6倍。

　　其中，温州法院系统2013年共受理破产案件198件，审结153件，分别占全省法院的57.2%和56.8%。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得到的数据显示，2007年到2012年6年间，温州中院只受理了51件企业破产案件。这些案件并非清算了之，而是通过破产审判促成10家企业重整成功，14家企业和解成功。

　　以温州市瓯海区法院为例， 2014年以来，该院受理了11起企业破产案件，结案8件，债权额610.93万。2013年，该院受理了22起破产案，结案24件，债权总额超过29.39亿元。

　　瓯海区法院的相关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，今年有两家大企业刚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，如果重整不成功，就转为清算程序，其中一家的受案债权额，截至8月中旬，已经超过40亿。

　　但相对于每年“死亡”的企业数量，破产企业仍可谓凤毛麟角。温州中院的一份数据显示，2007年至2012年间，温州全市共注销企业22481家、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25213家。

　　“全国每年约有75万到80万家企业退出市场，其中注销的企业约37万家，被吊销的企业约39万家”，李曙光说，“注销的企业中大部分解决了债务问题，但被吊销的企业估计有90%没有清算债务”。

　　“在每年70多万家退出市场的企业中，只有约2000家通过司法程序破产，这是不正常的”，李曙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。

　　在破产制度发达的美国，破产法院在2007年至2012年间共受理破产案件7571607件。摒除自然人破产案件，美国破产法院每年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达到7万多件。

　　“跑路”和破产的选择

　　7月30日，湖南省市中级法院作出裁定，宣告张家界市物资产业集团总公司破产程序终结，这是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布的最新的一起破产案件。

　　这起破产案件耗时11年，早在2003年2月2日，法院就裁定物资总公司破产还债，到今年7月才将债权人会议通过的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完毕。

　　据《法制日报》报道，从1997年至2013年12月，广东省佛山市共受理破产案件511件，现已审结289件。已结的破产案件中，清算期超过5年的有98件，约占总数的23.5%，破产清算期超10年的有2家，占总数的0.4%。

　　“近两年‘跑路潮’爆发，符合破产条件的民营企业增加，很多民营企业主法治意识也更强，越来越多人愿意将企业破产”，北京市律协破产与清算法律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韩传华说。

　　韩传华近年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破产客户，“对于那些中小企业主，申请破产首先需要拿出一笔钱聘请律师、中介机构，还要应付很多债权分配之类的事务，但这些只是他们不愿破产的‘小问题’”。

　　“更重要的原因是，一个企业的债权人形形色色，有银行、小贷公司，还有私人借贷，很多债权人会威胁欠债老板‘不还钱就砍你’”，韩传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。在他的工作中，甚至有已委托其操作破产程序的民营企业主又选择“跑路”。

　　“如果法院立案快一点、容易一点，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都有好处”，韩传华认为。对于债权人来说，进入司法程序，意味着欠债企业的债务关系透明化，“跑路”老板也不能再拿走企业的钱。

　　据报道，浙江省高级法院已经申报最高法院，指定温州市两级法院结合金融综合改革的实际，开展企业破产案件简易审试点。

　　温州中院为此出台了《关于试行简化破产案件审理程序的会议纪要》。据报道，瓯海区法院仅用时40天，即审结了温州市雅尔达鞋业公司破产清算案件，建德区法院在42天内审结了雪虹家纺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。

　　温州中院还出台了《关于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衔接的会议纪要》，对执行过程中发现符合破产清算条件且挽救无望的企业，及时终结执行，纳入破产程序。去年，温州两级法院通过“执破衔接”共受理98件破产案件，已审结58件。而温州中院的一份数据显示，温州法院每年以企业为被执行人而执行不能的案件数量为1000多件。

　　事实上，如果司法程序顺畅，破产案件本应成为经济形势的指标之一。2013年，钢贸行业陷入周期性资金链紧张，据报道，2014年4 到5月，上海市以银行为原告、钢贸公司为被告的案件达125件。上海浦东新区法院2013 年受理的钢贸类金融案件有 1100 多件。

　　有接近最高法院人士告诉本报记者，最高法院在今年4月对涉钢贸案件进行了调研，这些案件集中出现在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广东，涉及借债、抵押、担保等多种案由，“由于周期性特点明显，预计到今年年底案件数量才会减少”。

　　据《人民法院报》报道，7月14日，广东省佛山市中级法院裁定，准许对“钢贸大鳄”金型重工有限公司及其4家关联公司进行破产重整。

　　7月8日，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“2014年银行业发展论坛”上表示，通用汽车破产案例对国内企业运用《破产法》有很多启发，“特别是在处理结构调整当中暂时遇到困难的一些大型企业，包括煤矿、机械、造船、钢铁等”。

　　“但现实中，很多法院对受理破产案件并不积极”，韩传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。

　　李曙光认为，破产案数量少存在结构性原因，“法院要承担信访、就业等工作，这是法院不愿受理破产案件的一个顾虑”。